我所见证的中越关系(连载)
我所见证的中越关系(一)刘辉
我从小记事开始,越南就在打仗:美国入侵越南、中国支援越南,各种大型集会和游行都在声援越南。电影院里放的电影是《九号公路大捷》、《回故乡之路》、《琛姑娘的森林》……等一大批关于越南抗美救国的影片,当时我们有个顺口溜:越南电影是飞机大炮。那时,昆明街头出现一些军车是白牌照,上面有红字洋文“KM…”车上的军人着灰色服装。大一点知情的同学神秘的说:他们是出国部队,帮助越南打美帝。一天,我们在军区大院玩耍时爬上了一辆军车,吓了我们一跳,这是一辆特种车:车厢顶上被打了一个大洞,车里的毛主席语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上面还有干掉的血迹和头发,车里的仪器和设备都已被打烂。平身中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死亡的气息。后来我们才知这是一辆高炮雷达指挥车,在越南被美国的“百舌鸟”反雷达导弹击毁。
1976年我高中毕业后入伍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工兵第七团,这是一支曾经参加过援越抗美的英雄部队,后勤仓库门前堆着许多美国轰炸越南的航空炸弹,有的竟两2、3米长,它们都已被前辈老兵排除。仓库有几枚是当年美国在越南战场上使用的秘密武器:磁性定时炸弹。当时美国空军轰炸后,有的地方火车、汽车、甚至背枪的人员一过,就发生爆炸。后分析美军使用的炸弹可能是磁性炸弹,我部为了摸清情况,排雷人员赤身裸体,用铜锹铝镐排除了两枚,立即送回国内研究,证实了我部的判断。当时越南方面也希望我们能给他们有关炸弹的情报,以便提供给苏联人研究。不久,我部又发现一枚磁性定时炸弹,已宣布退伍的退伍湖北籍老兵刘长春请缨上阵,结果壮烈牺牲,卫生员只在弹坑里找到几块碎骨。刘长春烈士被中央军委命名为“排雷英雄”称号,追记一等功。1978年在刘长春牺牲十周年之际,我部举行了一次大型纪念活动和一个图片展览,我担任展览的绘制和解说。
关于援越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人民为了越南人民的独立和自由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据目前解密的材料中记载:1950-1978年间中国共援越200多亿美元,兑换成黄金现在价值约五万多亿元人民币。应越方的要求,中国陆续派出了防空、工程、铁道、后勤等部队入越执行军事任务,先后入越的部队共计32万余人,其中防空作战部队共对空作战2150余次,击落敌机1707架,击伤敌机1608架。工程保障部队修筑坑道2.56万余米、各种工事300余个;新建、改建公路7条,长1206公里;新建铁路117公里,改建铁路362公里,抢建便线便桥98公里;修建机场1个,修建飞机洞库2个,架设陆地通信线路330杆公里;铺设海底通信电缆90余公里。据《瞭望东方周刊》披露:1965年至1975年“在越南战场上,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一千一百多人阵亡,四千二百多人负伤,至今,他们大部分都还掩埋在越南。(待续)
我所见证的中越关系(六)
刘辉
红河是越南的母亲河,是越南文明的源头,在越南境内长505公里,流域面积达1387平方公里,是越南最大的一条河流,对越南文化、经济有着重大影响。历史上,中越关系的重大历史事件大都发生在红河流域。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曾说:外交无小事。红河考察团进入越南后由越南文化通讯部负责对接,正式会谈时越南凡是涉及到红河的各部委均到了场。水利环境部门首先提问:红河原来是半年清半年浑,现在怎么一年四季都是浑的?这本属水利和环保部门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这与红河上游过度开发有关,我们主要是来谈在越拍摄和文稿创作议题,所以用了“我们相信经过红河上游综合治理,红河水况将会得到很大改善…”等等之类的外交辞令回答了对方。也许是多年关系不畅的原因,越南方面想问的问题太多太杂,远远超出了我们三个专门拍摄电视人员所能回答的问题,最后一个回避不了的敏感问题来了:我们越南的历史就是一个独立与反独立、侵略和反侵略的历史……
中国和越南历史积怨大多,“越南”的意思是百越之南。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岭南百越族聚居地,设立了桂林、南海、象三郡,其中包括今天的广西东南部和越南北部、中部。按照越南方面的说法,这就是中国大举侵略越南的开端。实际上当时那里只有一些原始部落,没有独立政权。在越南河内历史博物馆里,几乎在每一个展厅里都可以看到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十八世纪越南人民反抗“中国侵略者”的英勇事迹。越南主要城市街头都有许多身着铠甲的古代抗华英雄塑像,他们曾历次击退中国封建王朝军队。河内的二征庙里供奉反抗汉朝“侵略”的女英雄征氏姐妹。东汉初,越南地区不交赋税,汉官到当地征税。公元40年,某雒将之女征侧、征贰起兵反抗,起义击败汉朝驻军,取得六十五座城池,征侧自立为王,其领导的起义史称 “二征起义”。征氏政权坚持了三年,被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平定。据《后汉书》记载,征氏姐妹被俘斩首,“传首洛阳”,而越南的历史传说认为征氏姐妹坚贞不屈,于公元43年阴历二月六日投江自尽。每年阴历二月六日,越南民间都会举办纪念活动。征氏姐妹也在不断的传说演绎中被尊为女神。1956年11月,周恩来总理访问越南,亲自到河内“二征庙”献花圈,周恩来选择参拜二征庙是为促进新时期的中越关系,因为我们都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目前还有一个抗美救国斗争的共同目标。但客观而论,东汉时期越南并非独立国家,而是隶属于东汉版图之内的郡县,马援镇压二征夫人起义属于汉朝“内部矛盾”,与平定其他省份的农民起义并无本质区别,理论上不能定性为“侵略”。此后近千年的起义与镇压,性质皆类似。在越南的历史教育中,这些起义是越南人民在英雄带领下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即使在和平时期,越南人民也从未停止抵制北方汉族王朝的“扩张政策、同化阴谋和狡猾统治手段”。19世纪80年代,中国最后一次履行宗主国的义务,帮助越南抗击法国军队,最终,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在清王朝的妥协下,1885年,法国占领越南,中越宗藩关系结束。直至1949年之后,中越关系才翻开新一页,进入前所未有的蜜月期,两国领导人也结下兄弟般的私人友谊。20世纪70年代后期,越南南北统一,民族主义情绪逐渐高涨,当时恰逢中越关系紧张,于是,古代中国侵越史成了民族主义教育的重头戏,越南官方出版了大量渲染中国侵略的书籍,抗华英雄的事迹广为流传。每逢这些英雄的诞辰或忌日,或者重大节日,民众会抬着英雄塑像游行。在中国史书上,与越南相关事务往往只是一笔代过,总之,越南对古代中国的爱恨纠结,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开的,所以,《红河》越南部分怎么写,双方都能够同意并通过成了我们面临的最大“考试”。 (待续)
我所见证的中越关系(九)
刘辉
1996年8月30日由编导、制片、越南部分撰稿人和翻译四人组成的《红河》越南摄制组从中国河口口岸出境进入越南,越方由越南文化通讯部四人全程陪同。拍摄均是按照事先拟定的方案进行的,顺红河而下,从老街、安沛、永富等省到越南首都河内市,然后再拍红河三角洲南河、广宁、海防等省市和世界自然遗产下龙湾,拍摄行程20天。我们在老街省沙巴镇拍摄了中越跨境少数民族苗族芦笙舞,采访了一个“想去那边住,就去那边住”的苗族边民,还遇到几个天天过境来老街修鞋的四川鞋匠。在安沛省我们拍摄了开学第一天的中、小学校以及一座中国援建的水电站,采访了在那里施工的中国工程师。在永富省我们拍摄了一个渔民家庭,户主参加过抗美救国战斗,还接待过援越的中国军人,当时他家每年收入可节余2000多元人民币,并祝红河上游的中国农民生活越来越好。永富省省会越池市西北的红河岸边有坐雄山,据说是越南主体民族京族的发源地,山上有个雄王庙,庙里有个雄王塑像,越南人民把他奉为开天辟地的英雄。我们在拍摄时,一个守庙的老人走来问我们,庙上三个中文大字“雄王陵”怎么读。这时我才意识到,他们天天守着的这个英雄有个中文名字,而他们现在已经不认识这些方块的中国文字了。
越南一直把中国当作宗主国,汉字一直是正式官方文字。西汉末年,汉字开始传入越南, 越南上层社会把汉语文字视为高贵的语言文字,12世纪汉字正式成为越南国家的文字。朝廷的谕旨、公文、科举考试都用汉字书写,小孩读书也像当时中国一样先从《三字经)开始,接着读“四书五经”,学习写作古汉语文章诗词。因此,当时越南的文学作品也是以汉文、汉诗的形式记录留存。现在越南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家家户户都有神龛敬奉祖先与神灵,与祭祀有关的几乎都用汉字和汉字对联,如“祖宗功德千年盛,子孝孙贤万代昌”、“福生礼仪家堂盛,禄发荣华福贵春”等。
17世纪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的西方传教士来到越南,逐步创造了今天叫做越南“国语字”。当时,这种文字只在教会中传播,法国人统治越南后认为汉字是法国人与越南人之间的障碍,开始强力推行拉丁文字。1945年越南独立后,宣布全面采用拉丁文字,汉字退出了历史舞台。越南文字用拼音的方式带来了许多方便,如打字、电报、通讯等等,据说消灭一个越南文盲只需要4个月时间。在当今越南语中,汉语借词约占越南语全部词汇的70%左右,我们在采访时常常听出越语中含有大量汉语词汇,如“工业农业现代化,同志,干部”等等。1945年以前,虽然法国殖民者出于将越南“去中国化”,割断与其母体文明的目的而大力扶持拉丁文字,但汉字与拉丁文字仍然同时并用,汉字并没有被强行从越南语言中去除,越南国家博物馆收藏的1940年代以前的文物多以汉字书写。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其发行的第一套越南盾上也是中越两国文字并存。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渊源流长,博大精深,对周边国家影响极大,近代,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和殖民意识的入侵,中国周边的地区类似的“去中国化”的造字运动屡见不鲜,蒙古、越南、朝鲜、日本,甚至还有台湾地区。前几年越南一些知名学者上书越南政府呼吁恢复越南汉字教育时感叹:“自从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之后,越南人似乎也自我筑起了一道将后人与先辈隔离开来的语言和文化的围墙。”是的,我们可想而知,当一个国家人民的后代翻开自己国家历史档案时,竟然看不懂,读不了,这是多么的令人尴尬呀,就连眼前的守庙人都读不懂庙主的名字一样无奈。
我所见证的中越关系(十三)
刘辉
越南中国,山连山,水连水,
共临东海我们友谊像朝阳,
同饮一江水。早相见,晚相访,
清晨共听雄鸡高唱,
啊……
共理想,心相连,
列宁的路上红旗飘扬,
啊……
我们高呼:万岁,万岁,胡志明,毛泽东!
这是60年代越南创作的反映中越友谊的歌曲,中越两国1940—50年代出生的人都是耳熟能详,能哼会唱。当我们进入越南军事博物馆时,那里的小乐队一听我们是中国人,马上拍手唱起了这首歌。中越两国同属社会主义国家,老一辈领导人建立和培育了“同志加兄弟”的友谊,中越友好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和利益。我们在查阅资料时,甚至还看到越南某地干旱,胡志明主席用中文给刘少奇主席亲笔写信,希望中方派一个打井队来越南。可想而知,当美国轰炸机轰炸越南首都时,中国高炮、工程兵部队肯定会去帮助,就像毛泽东主席当年所表态的那样:你们需要我们出什么装备,去多少人,你们说了算。
中越两国祖祖辈辈、世世代代以红河为纽带进行的经济、文化和民族交往就像滔滔不息的河水一样源远流长,1958年建立在红河源头的南涧县大东涌水文站和红河中国段最后一个水文站蛮耗水文站从建站开始,几十年如一日向红河下流的越南水文部门报送水情,为越南人民生产生活提供保障和服务。在越南,我们拍摄了中国援越烈士的陵园、中国援建的工业、农业和军事等项目,见证了老一辈建立的传统友好关系。在河内大学中文系采访时,我们看到学中文再次成为热门,学生们非常期待中越两国经济的合作,共创双赢的新型发展关系。
在越拍摄期间,我们《红河》摄制组遵守外事纪律,正确对待两国存在的敏感问题,正确处理了越方暗中指责中方翻译是“间谍”等情况,与越南同行成功顺利地完成了越南境内的拍摄任务。我们还在中国驻越大使馆对外宣传橱窗里举办了两期红河上游中国段风光摄影展,受到中国驻越大使馆致信感谢。
十六集电视系列纪录片《红河》如期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云南电视台、美国斯科拉电视网和越南中央电视台播出,这是中国第一部采用国际合作、跨国拍摄、以河流为主线的电视纪录片,该片1998年获得“云南广播电视奖”;1999年获得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颁发的“中国彩虹奖”。
从我记事开始,有幸见证了中越两国合合分分的特殊关系,也亲身参与了两国分分合合的各种历史事件,不知是那位哲人说过,既然上苍让我们成为邻居,那就让我们成为一个好邻居吧。纪录片《红河》摄制工作结束后,我又多次来到中越边境和越南拍摄电视片,每次都深感中越两国今天的局面来之不易。我衷心希望和祝愿中越两国能够世世代代和平共处,中越两国人民能够永远的友好下去!
我所见证的中越关系(二)
刘辉
备战备荒为人民、深入揭批“四人帮”和训练、种菜、打猪草、学雷锋做好事仍然是1978年年初工七团舟桥连的常态工作。我汽艇班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将舟桥连球场围墙由铁丝网改造成一块水泥宣传栏,我上书毛体:向雷锋同志学习。4月初,舟桥连出发西双版纳参加全军区舟桥部队澜沧江架桥演习。1978年下半年,中越矛盾开始公开化,我连从景洪县返回到元江县时,公路两边全是被越南驱赶回来的华侨,他们几乎是两手空空地回到了祖国,甚为可怜。
指导员在讲到中越关系时,已经从同志加兄弟转变成为了头号敌人。广播报纸天天头条都是越南侵我领土、杀我军民、毁我房屋的消息,终于在1979年春节过后宣布了中央军委对越作战的命令。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打响,舟桥连与工兵六连在河口县坝洒地区红河上成功架设了一座由舟桥和木桥组成的混合大桥,这座桥主要是保障13军、11军穿插部队渡河作战任务。我们眼看着一队队生龙活虎的战士冲过舟桥,又看着一个个战友负伤被抬回祖国,其中还包括我高中时的同学。在河边小溪里我们为一具具烈士洗净遗体,为他们穿上了崭新的军装,目送他们回到国内的烈士陵园。由于越方没有出动空军,红河的制空权一直掌握在我方,我们架设在红河上的舟桥一直保证畅通,顺利地完成了部队渡河作战的任务,荣立集体三等功,我本人也获得了嘉奖。工兵七团在完成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作战任务后,随即挥师开进文山州麻栗坡县老山地区,是当时昆明军区最早进驻老山战区的部队,整整十多年征战在老山前线。1979年3月我调到团部电影放映组,来到了麻栗坡县老山战区,往返东起刺猪坝,南至扣林山近100公里的中越边境线上各国防施工点。
1980年10月15日清晨,收复位于云南省马关县金厂乡罗家坪大山的战斗打响了,揭开了长达近十年的中越边境骑线作战的序幕。1981年1月当我登上运送退伍老兵的卡车离开老山战区时,这里的兵越来越多,空气里的硝烟味也越来越浓……
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在中越长达十年的边境冲突中,中方牺牲总人数约12212人,其中1979年自卫反击战的牺牲人数约8531人,受伤两万一千多人。1984年—1989年老山轮战各部队的牺牲总人数约2190人。(待续)
我所见证的中越关系(三)
刘辉
1981年,我离开了烽火硝烟的战场,来到了书声朗朗的云南财经大学。本可以静静地读点书,谁想在电影厂战友的推荐下,退伍的第二年我又重返河口前线,拍摄根据李存葆同名小说改篇的电视剧《高山下的花环》,当时我在剧组里担任烟火和道具工作,还在剧中客串了一名小战士。半年多的时间,我带领着一个工兵班在当年的主战场上重新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战场”。该剧播出后好评如潮,荣获1983年中国电视剧最高荣誉“飞天奖”,专家评论,该剧的战争场面可以与电影《上甘岭》相毗美。从此,一发不可收,那时宣传对越作战是国家的主旋律,我几乎参与了当时全国各地来云南前线拍摄的各种影视剧、参与了上老山各种慰问团的纪录片拍摄工作。所以,那几年我几乎都“战斗”在中越边境线上,从电影《雷场相思树》、电视剧《她们和战争》到电视纪录片《理解万岁》……一部接一部,不断穿梭在昆明与前线之间。1987年的电视剧《黑豹突击队》成为了我参与的最后一部反映对越作战的影视作品。从1988年开始,我已开始拍摄自己的影视剧了,正在我事业达到炉火纯青的时候,一个我在财大的同事出现了:你应该去俄罗斯看看。1993年3月我自费留学,登上了北征俄罗斯的列车。在圣·彼德堡我大开眼界,观看了俄军文工团演出,参加俄军各种纪念庆典活动,俄罗斯人被称为“战斗的民族”,俄军个个膀大腰圆,人人牛高马大,我一边看一边想,我军当年在珍宝岛是如何将他们放倒的。在俄期间,我几乎玩遍了与军事相关的地方,登上俄航母,爬上T80坦克,进过米格23驾驶舱,还在中国购买的“基洛级”潜艇上睡了一晚,甚至在乌克兰尼古拉耶夫造船厂我还悄悄地爬上了未完工的“瓦良格”航母……对铁杆军迷来说,我简直怀疑这一切是真的,太像故事和传说啦。兴奋之余,我又想起那些提了干还留在部队的战友,这时你们还驻守在中越边境吗?
我所见证的中越关系(四)
刘辉
1979年2月中越关系达到冰点,为了惩罚越南,中国军队跨过红河出境作战,当时我就战斗在河口县坝洒红河舟桥上。一天,我部红河下段友邦部队舟桥被越军击毁,我连前往增援,刚到渡口我部一辆红旗100型推土机即被炮火击中。当时我们目睹了无数战友牺牲在红河上,从此,红河成为了我一生中最难忘怀了的一条河流。1995年我回国后,听说中越关系已经缓和,双方边境口岸可以交流来往,我立即起程再次来到河口县,在烈士陵园祭奠战友后,我来到南溪河中越铁路公路大桥,办完出境手续后,我又一次踏上越南领土,寻找当年的战地,往事历历在目: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我工程兵第七团主要任务是架设红河舟桥、保障作战时越方公路、大桥的畅通。撤军时实施摧毁越南柑塘磷肥厂、老街发电厂、古柳红河大桥、越军作战阵地、工事等爆破任务。中越边境战争从1979年至1998年打了十年,战后双方又进入恢复重建阶段,中国叫“改革开放”,越南称“革新开放”,同属社会主义国家,头号敌人又转变成为生意伙伴,真是世界变化快呀。下午我来到红河边一个简陋草棚里喝冷饮,忽见旁边越南正在修建一座纪念碑,我问越南人,碑上的越文是什么意思,回答道:祖国为你记功!我陷入了沉思,上午刚见过自己的牺牲战友,下午又见越南阵亡将士,他们都是为了各自的祖国而捐躯的,红河都见证了一切。国家之间,特别是领土相邻的国家应该建立一种友好和睦的关系,战争不是唯一的手段,和平才是人民的期盼。我想着想着蒙发了要拍摄一部电视纪录片的想法,主题就是红河,一条见证了中越两国几千年来关系变迁的河流。回到昆明后和参战战友交流了想法,一拍即合。一个历时近两年,跨越中越两国,行程两万多公里的十六大型电视纪录片《红河》拍摄工作开始了。
红河为什么这样红:云贵高原的玄武岩在润湿的热带条件下,经过强烈分解而成红土,这奔放的红色投入到河水之中,便一发不可收,从此这条河得名——红河!也许是因为我们对红河的特殊情缘,所以,红河的第一集第一句台词是这样的:这是一条特殊的河流,河水被红土染透,血红血红的,好像就要燃烧起来……
我所见证的中越关系(五)
刘辉
红河发源于中国云南省巍山县永建乡,流经云南省大理州、楚雄州、玉渓市和红河州,从河口县流入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老街省、安沛省、永富省、南河省、太平省和越南首都河内市以及海防市,九条入海口从红河三角洲平原汇入太平洋北部湾,全长1200多公里。拍摄这么一条国际河流首先要拉出一个拍摄提纲,我们向省委宣传部及相关部门做了拍摄专题汇报,他们均认为目前中越关系虽有改善,但较为敏感,建议只拍国内部分,不拍国外部分。我们则认为红河只拍一半不完整,会留下很多遗憾。随即我们与云南省社科院取得联系,社科院有个东南亚研究所,他们有越南问题专家,并愿意合作拍摄,负责撰写红河越南部分。原来我们第一集定名:“马援故道”,因为从云南顺着红河一直到越南河内有一条便道,因东汉将军马援顺道杀入越南,平定二征叛乱而得名。我们认为马援将军是英雄,而越南独立后认为马援是镇压越南人民的刽子手。因此,用此名将会引起外交纠纷,随及改名:“红色之水”。我们对去越南拍摄也没有什么底,当时昆明还没有越南领事馆,我们只能把设想寄到北京越南驻中国大使馆。随即我们兵分两路,从红河源头沿着红河出境处的各地、州、县开始考察,收集资料,撰写红河国内部分。不久,越南大使馆回函,同意拍摄,希望我们先去越南考察并提交在在越南拍摄的方案。一切顺利,下一步就差钱了。云南是个烟草大省,红河从源头到出境处的各地、州都有卷烟厂,如果各卷烟厂都出钱,《红河》岂不成了烟片。我们把重点放在红河卷烟厂,与邱厂长交流拍摄设想和所需经费后,邱厂长说,中央电视台需要红河卷烟厂拍摄一部质量管理的专题片,问我们能否拍摄和制作。我们二话不说,一个星期后专题片拍摄制作完成,我们顺利地通过了厂长的“考试”,《红河》不缺钱啦。
不久,我们一行三人的红河越南考察团进入越南,一场更大的“考试”在等待着我们。(待续)
我所见证的中越关系(七)
刘辉
红河从大山里走来,就像一条红色巨龙冲向大海,演变成了一个世界自然奇观:下龙湾。越南国土呈S形,南北长达两千公里,上半部是红河三角洲,中间是长山山脉,下半部是湄公河三角洲,如同一个扁担挑着两个谷筐。红河三角洲是世界稻米盛产地之一,人口占越南北方人口80%。为了进一步了解越南,我们考察团三人在参观完越南北方后,又登上南下的火车,这条当年法国人修建的米轨铁路如今叫“统一铁路”,我们的目的地是胡志明市即过去的“西贡”,一个当年向中国皇帝上贡的地方。胡志明市有一个很大的地区叫“堤岸”,是越南的“唐人街”, 约有50万华人居住在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华人社区之一。上个世纪初堤岸是西贡第一富庶之地,华人在当地工商业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盛世可在根据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小说改篇的电影《情人》中看到,连自高自大的破落洋人都要找一个华人做情人。如今的堤岸几乎还保留着原样,嘈杂、凌乱,稍显破败,曾经的繁华恍如一梦。当我们来到越南中部一处被称为“少数民族聚居地“会安古城”时,仿佛又回到中国,雄伟壮丽、金碧辉煌的福建会馆、广肇会馆、潮州会馆和琼府会馆等中华建筑随处可见,馆里分别供奉着妈祖、关公、孔子甚至还有马援将军的雕像,香烟缭绕,游人如梭,会安竟是一处充满中华文化色彩的国际商业海港。我们走入一商铺,一华人自称“黄河”,用中国北方乡音给我们讲述起这里一千多年华人的奋斗、发展和灾难史,1978年中越交恶后,这里的华人不像靠近中越边境的华人被没收财产后从陆地上赶出越南,而是全被赶上破旧渔船,被拉到公海上丢弃,被驱赶的华人死的喂鱼,活的大多数漂流到了东南亚各国成为难民。听着、看着、想着我们都流下了眼泪,由许鞍华执导,林子祥、刘德华等主演的香港电影《投奔怒海》中的镜头一个个再现在我们的脑海中,那是一个真实的、曾经发生在越南中南部华人身上的故事……我们离开几年之后的1999年,“会安古城”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胡志明市显然比越南北方城市繁荣了许多,我们除了参观原南越总统府、美军罪行展览馆等景点外,还去了越南最南边的“经济特区”头顿。一天,我们在一餐厅吃饭时,一个华侨很热情过来向我们敬礼,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我们一楞,原来他把我们当成个了台湾省人。我们说明情况后,他解释说,来这里投资建厂的台湾人很多,都在当地找了小二、小三,后代都已经开办了两个小学校啦。看来在这里,台湾人走在了大陆人的前面。他最后说了一句警告语:这里可是艾滋病的首都!
我所见证的中越关系(八)
刘辉
在越考察结束前,我们专门向中国驻越大使馆大使、文化参赞、武官和大使馆相关人员作了一次专门汇报。其间,李嘉忠大使向我们介绍了中越两国交恶和恢复关系正常化的曲折过程。
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后,越南当时的领导人黎笋等人在苏联的支持下,妄图拼凑“印支联邦”, 他们一面公开反华挑衅,一面加紧对老挝的控制,对柬埔寨发动武装入侵,导致中国对越爆发自卫还击作战。
1986年7月,越共总书记黎笋病逝。12月阮文灵当选为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对中国态度诚恳友好,提出越南要“同所有国家成为朋友”。1990年6月5日,在多方努力下,阮文灵总书记会见了中国驻越南大使张德维。张大使立即把阮文灵的谈话内容详细报告了国内。8月28日下午,使馆接到国内的指示: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欢迎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于9月3日至4日对中国进行内部访问。鉴于亚运会即将在北京举行,为便于保密,会谈地点将安排在四川成都。
1990年9月3日,中越两国对立13年后,一个历史性的“成都会晤”,打破了外交坚冰。上午,越方专机飞离河内,中午1时抵达成都,下午双方领导人会谈。双方都本着向前看的态度,没有去翻老账。两国领导人都同意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会晤结束时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会谈纪要”。纪要其中有一条是双方停止播放、放映、出版和发行关于中越战争的电视、电影和图书等宣传内容。据说后来国内某电视台影视频道播放了一部反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影片,节目总监还被撤职。这也可能是目前我们国内在公开场合再也看不到、听不见关于这场战争宣传报道的原因。当时我拿出一本刚从中国驻越大使馆对面的越南军事博物馆里用7000盾越币购买的画册《越南军事史1944—1979》,该书最后一个段落就是介绍“北方战争”即越方对中国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称谓,书中印有大量越方观点的文字和图片。在坐的中国武官希望我们将这本书给他,拿去与越方交涉,因为前几天越方拿一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来找麻烦,因为书中有一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简介。
成都会晤一年后,1991年11月越共中央新任总书记杜梅和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访华。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
考察团在越20多天,回国后将中国驻越大使和越方对《红河》解说词的意见和观点一并交给省东南亚研究所越南部分撰稿人,后来又经过中越双方多次修改,一些回避不了的问题我们就用:“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一笔带过,凡能突出两国老一辈革命家友谊的地方我们就浓抹重彩。这样,纪录片《红河》解说词终于得到双方认可,越南随后发出正式拍摄邀请,《红河》摄制组可以入境拍摄。在随后的拍摄中,无数个难题一题一题的出现,我们又一个一个的将其化解。毕竟中越两国已经争吵打闹了上千年,误会和不信任太多,太多……(待续)
我所见证的中越关系(十)
刘辉
9月的越南气候炎热,当《红河》摄制组进入越南拍摄时,深深地感到越南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比气候更热,每到一处只要听说是中国人在拍电视,他们纷纷涌来,用中文高叫“你好!你好!”、“巩俐来了没有?”、“我们喜欢观看中国电视剧”……我们在越拍摄期间越南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中国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越南可谓万家空巷,剧中人物讲得还是中国话,越语像旁白一样在解释。我问越方陪同人员为什么不对口形翻译呢,他们说,因为中国电视剧最受越南人民喜爱,大家等不得较长时间的翻译和后期制作,采用这种同步翻译,影片和电视剧一到即可马上播出,先睹为快。也许中越两国同属东方文化区,世界观和价值观较为接近,我们注意到他们非常关心中国文化和了解一些中国历史,特别是老一辈人。当时,中越两国文化交流主要通过大使馆文化处进行。第二天越南文化通讯部即向中国大使馆提出希望中国能提供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电视剧《孽债》,使馆问我们能否提供,我们拍摄回国后便将《孽债》录像带寄到中国驻越大使馆,越南播出该剧后反映非常强烈。越方还通过使馆向我们发来了感谢信。
越方非常重视这次拍摄,从越南文化通讯部、经贸部到红河沿岸各省市领导人都接受了我们的采访。1996年9月11日下午在越共中央办公大楼,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接受了我们的专访。杜梅是中越关系恢复正常化的积极推动人之一,也是继胡志明主席之后第一个正式访问中国的越南最高领导人,杜梅今年正好100岁,目前还健在。那天中午出发前,我换好正装去卫生间洗手,谁知水没有从水龙头里流出来,却从头顶上的淋浴头里喷出,顿时把我淋湿。这时,越南外交部的车已到,我只好穿着湿衣服上了车。采访时,杜梅总书记见我身上有点湿,以为是天热出的汗,说道:“河内比昆明热,你们不适应吧。”我急忙解释了一番,随后大家一笑,杜梅在愉快的气氛中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并为《红河》题写了越文片名。据悉,国外首脑接受云南电视记者采访这尚属首次。
《红河》摄制组在越南拍摄完毕后,越方提出要审查拍摄内容,说这是从中国学来的规定,审查中他们将在越池市拍摄的“铜鼓舞”和杜梅除正式采访外,其他如与中国大使谈话等内容全部删除,并贴上封条。出境时,越南海关还专门检查了封条才予以放行通过。(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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