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为什么有那么多大老虎？

肖何

　　在云南的西南边，普洱的市民确实听到过鞭炮声。2014年，原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落马后的第三天，他们用10捆一万响的鞭炮摆出一个“V”字噼里啪啦，还牵出一条“罪有应得、大快人心”的横幅。  

　　沈培平是中共十八大后云南打掉的第一只“老虎”。那是春天时的故事。接下来的夏秋两季，原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孔垂柱、曾经担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白恩培、原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因为各种问题，以两个月的间隔，相继离开浮沉半生的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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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2015年，再有仇和与高劲松落马。至此，云南终于和四川、山西并列，俨然中共十八大后的“腐败重灾区”。  

　　在“打老虎”层面上，中纪委监察部的网站是过去三年中国点击率最高的网站。去年，王岐山在那次堪称经典的发言中说过，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云南发生的事情，是这句话的一种注脚。查看云南省纪委省监察厅的网站，点击“案件查处”一栏，就会看到该省“坚决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决心：  

　　这里有怕老婆、被退休干部指责为“庸官”的白恩培，也有外来孤独的“能吏”仇和；有辞职去世的艾滋病患者孔垂柱，有动用武警镇压群体事件、落马后被断崖降级的张田欣；有简历里找不到籍贯的原大理市委书记褚中志，有44岁就落马的原昆明市副市长谢新松；有土生土长的“笑面虎”高劲松，还有他曾经的下属——日均受贿1.7万元的原曲靖市委副书记李云忠。  ​

　　而如果把视线追到中共十八大以前甚至更早，云南的问题官员还有2011年在会议现场被带走的、吸毒的原楚雄州长杨红卫，床头上有禁书和情妇的原省长李嘉廷，还有2002年出逃国外的原省委书记高严。  

　　在“苍蝇”的层面上，云南甚至出过一位“极品”小官：在曲靖的新庄村，有一位叫王培森的村主任，因为贪污公款在2005年被判刑，但在2010年和2013年刑期未满的情况下，还能两次当选村主任。  

　　如果用一位作家的逻辑描述云南官场，那就是：清白的官员都是相似的，不清白的官员各有各的不清白。  

　　十年流水，方见人心。身处2015年回望历史，云南这个面积39万平方公里的西南省份，俨然一个问题官员的标本库。其多样性，堪比西双版纳的热带植物。  

　　4000亿元  

　　虽然多样，但共同点还是不难找。在中纪委或云南省纪委的网站上，上述落马官员的案件查处通报里，大都有一句“涉嫌违纪”或“涉嫌严重违纪”，措辞再重一点的就是“涉嫌严重违法违纪”。  

　　落马前，他们可能还有一段相同的经历：失眠。从2013年十月中纪委巡视组南下昆明，到次年一月时任云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辛维光透露“已接到巡视组移交的线索、正在排查”，这中间的三四个月时间，借助药物也无法入眠这种事，未必不会发生在那些“将倒未倒”的官员身上。  

　　现在他们虽已入笼，但尚未受审。公众无法从权威渠道得知每一个人的贪腐细节。而从公开报道看，云南有一批相当数量的落马官员都涉嫌倒卖矿产资源，并在项目开发中收受贿赂。  

　　这一点和“同病相怜”的山西类似。与煤矿有关的贪官之多，已让“晋官难当”的说法传遍天下。  

　　中国素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云南的情况尤其如此。  

　　据云南省政府网站的介绍，该省拥有的铅、锌、锡、磷等9种矿产，保有储量都是全国第一。  

　　云南的地质条件是全国独有的：境内有著名的“三江并流地区”——发源于西藏和青海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在横断山区并流南下，进入云南西北部——因为有很好的金属矿物生成条件，地质学家通常将这一地区描述为“三江成矿带”。  

　　2010年，云南方面曾和日本、英国、南非的一些知名矿业公司合作，在上述地区找到德钦羊拉铜矿、香格里拉普朗铜矿等12个大型矿床。刘汉插手的那座矿场，也在怒江旁边。  

　　就在当年，云南省政府发布《云南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08-2015）》，梦想到2015年实现全省矿产资源产值4000亿元。  

　　在山高皇帝远的农业时代，“资源丰富”是一个沉睡地下的伪命题。但在过去十数年中国经济狂飙突进的背景下，一个地方的资源底色，很大程度上就和“GDP”这样的字眼联系在一起。顺藤摸瓜下去，当然也就和滚滚的财富、官员的升迁联系在一起。  

　　云南的现实情况却是，矿产与贪腐分子联系在一起。  

　　2008年夏天，在白恩培卖面子给周永康、帮刘汉拿下矿场5年后，云南著名的退休干部杨维骏曾将举报材料递交给当时在云南的中纪委巡视组。  

　　一个月后，《云南日报》在头版刊出一篇巡视组会议的报道，时任巡视组组长房凤友专门提到“要进一步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监管”。值得玩味的是，那一次会议的主持者正是白恩培。  

　　上梁不正，下梁就歪到找不着北。同样在刘汉伸手的2003年，当时还是云南文山州委书记的张田欣，瞄上了州境内的都龙锡矿。  

　　都龙是一个古镇，距离越南只有8公里，是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区之一。后来，镇上那片估值数千亿元的锡矿，被以1900余万元的价格卖给一个地产商。  

　　争议就像云南的蓝天白云一样从未散去。但张田欣还是被“带病提拔”、一路升迁，最终才在昆明市“一把手”的位子上跌落。  

　　而在中纪委的立案通报中，针对张田欣有这么一句：“经查，张田欣失职渎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  

　　今年3月7日，全国两会云南代表团对媒体开放那一日，一共有92名中外记者到场。除在反腐话题上有问必答，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还透露出一个数字：目前，云南全省还有560万贫困人口。  

　　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云南省的地区生产总值是12814.6亿元，在全国31个省份中排名第23位，相比2013年上升一位，超过的是经济不乐观的山西。另外，这两个省的增速下降幅度并列全国第一，同比下降4个百分点。  

　　一连串数字昭示的羸弱，现在普遍被归咎于白恩培。在澎湃新闻的描述中，云南政商两界现在都将白恩培主政的十年描述为本省“失去的十年”。因为在中央一系列利好政策下，作为西南门户的云南，却一直没能做大，甚至倒退到昆明世博会以前，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  

　　一位从副省级职位退休的官员称，外界比较关注白恩培贪官的一面，但其作为庸官的一面，同样需要检讨。“白恩培喜酒，我听说发生过因为他饮酒过量，省委常委会推迟召开的情况。”  

　　公平而言，云南的现状有历史原因。在著名的贪官李嘉廷担任省长的时代，中国在短暂停滞后，已开始加速迈入市场经济。其时，在红塔山名头叫响全国的情况下，云南一度求新求变，决心发展包含矿产在内的五大支柱产业，以改变经济结构单一的局面。  

　　但直到新世纪头十年结束、白恩培离开云南那一刻，这个以往“老少边穷”的地方，支柱产业还是只有烟草和旅游。  

　　云南当然是个适合旅游的地方，不仅因为风花雪月，更因为历史上的相对封闭，让闲居度日的生活态度在这里通行无阻。就像数十年前到过昆明的作家梁实秋笔下写的“闲适小品”那样——四季花开，闲云野鹤。  

　　但在“为人民服务”的事情上，这种态度就面目可疑。无怪乎2007年从江苏空降云南的仇和，在访知昆明的有关部门“办一个户口都要25天”时，会感到不可思议。  

　　相比有“懒政”嫌疑的白恩培，仇和是另一个极端。

  

　　他是中共十七大结束后第一个跨省调动的干部。2007年冬天，他初到昆明时，前任昆明市委书记杨崇勇给他下的定义是：一个全国有名的改革家。  

　　已经在江苏展示过魄力的仇和，急切想再次证明自己。上任伊始，他就一脸诚恳地在镜头前说，“从现在开始，我愿做一名合格的纤夫，与昆明各族人民一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拉动昆明市这艘‘巨轮’快速平稳前行。”  

　　随后，仇和干脆住进市委的办公楼，所在的办公室晚上灯火通明。他不下班，那些习惯“温吞水”的本地官员也不敢下班，只好没事找事，假装在忙碌。  

　　仇和没有给他的同事太多适应的时间。在江苏期间习惯新旧博弈的他，马上将土地城镇化的做法搬到慢吞吞的昆明身上。2008年，仇和同时开始改造市内84个城中村，并一次性开建6条地铁。那一年，春城全都是工程。  

　　在地铁建设现场，仇和向工人提出的问句也是：“能不能做到24小时施工？”大拆大建的举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同样落马的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与后者著名的“600帝”事件类似，仇和也是在著名的“拆防盗网”事件后，大大失去坊间的好感。  

　　对仇和没有好感的不止当初的春城百姓，还有其时风头正劲的刘汉。他曾想通过白恩培跟仇和搭上线，好在昆明的城镇化和房地产开发中分一杯羹，但仇和只是礼节性请刘汉吃过一顿饭，随即表示无能为力，自此再无来往。  

　　看得出，当年仇和的某一根弦还是崩得很紧。按当下的说法，争议多多的仇和算得上是一个“能吏”。但后来他发生什么，只有到审判时才能大白于天下。  

　　2011年年底，当张田欣接替仇和，成为新一任昆明市委书记时，最先察觉“事情正在起变化”的，不是被城建工程堵在路上的百姓，而是那些被仇和的工作节奏“折磨”数年的市委工作人员。  

　　按《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张田欣上任后，每次出门考察的地点从前任原先的20个，一下子降到8至10个，中午还会有午休。另外，他还在某一次会议上说，工作要张弛有度，希望干部们提高效率，减少加班，周末尽量休息。  

　　但对昆明700多万市民而言，新书记给他们看的还是一个四处开挖、更为拥堵的城市。最奇葩的是，原先仇和任内5个主城区道路两旁栽种的绿化树，被悉数拔掉，换上张田欣喜欢的花盆。  

　　在绿树和花盆之外，在仇和与张田欣前后主政的7年时间内，昆明这座千年老城，快速变成一座混凝土浇筑的新城，其典型代表是市区东南方向的呈贡新城。那是一个从原先的蔬果之乡变成“鬼城”的地方。  

　　最响亮的批评声音来自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2013年，他批评昆明的城市建设是“对历史文化的一种毁灭性打击”。  

　　在秦光荣说这话5天后，张田欣紧急召开一场会议，表示“秦光荣书记的讲话高瞻远瞩，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  

　　而在张田欣落马前99天，秦光荣还有过一次不点名的、更为严厉的批评。他在2014年4月4日做客中纪委监察部网站访谈时说：“一些地方内耗严重，不敢抓反腐败的问题”。  

　　如果以十年为限，在云南境内讨论反腐，千头万绪恐怕都要归于白恩培，他是一棵深深扎入高原官场的病树。  

　　凤凰资讯一篇题为《一个省级政治山头的崩塌》的文章这样写道：“2001年10月，白恩培从青海省委书记的位置调至云南时，云南的上一轮权力斗争刚刚散尽硝烟。”  

　　白恩培一边在春节团拜会上逐一问候老干部，一边着手处理错综复杂的关系。云南本土官员大多来自玉溪和大理，在白恩培就任后，滇东北的曲靖、昭通籍官员渐渐露头。  

　　但在2003年，原曲靖卷烟厂厂长、副厅级的魏剑受贿80万元被查，在两年后的审判中被判15年有期徒刑。  

　　按凤凰资讯的描述，这次重判是白恩培与“曲靖系”官员关系的一个分水岭。但诡异的是，另一个曲靖籍的官员孔垂柱，却在澎湃新闻的报道中，被一名云南省办公厅的“消息人士”证实为白恩培的长期追随者。  

　　孔垂柱本人也有下线。那就是沈培平。1995年和2003年，在孔垂柱分别升任保山地委书记和云南省副省长的情况下，沈培平也“鸡犬升天”，分别变成保山地委副秘书长和省政府副秘书长，并在2007年被外放到普洱担任市长，做好当上副省长的铺垫。  

　　《第一财经日报》一篇题为《起底白恩培》的报道称，孔垂柱只是一个副省长，没有能力这样帮助沈培平。只有白恩培同意，沈培平才可能被外放。沈也在很多场合表示过，“自己跟对了人”。  

　　而作为“昆明市委书记三连倒”中的第二位，张田欣与白恩培也有非一般的关系，那是一种更复杂的关系。  

　　按照澎湃新闻相关报道中“两位退休干部”的描述，2006年时任文山州委书记的张田欣，升入云南省委班子、成为宣传部长后，比较受白恩培看重。后来，张田欣接替仇和担任昆明市委书记的过程中，也有白恩培的“举手之力”。  

　　但据退休干部杨维骏透露，白恩培和张田欣其实“貌合神离”：在某一年的春节团拜会上，已经当上省委宣传部长的张田欣，明知杨维骏在举报白恩培，却悄悄向其耳语称：“我也是农民出身，我支持您”。  

　　杨维骏后来才知道，在地方已经辗转多年的张田欣，对宣传部长这一职位其实一点都不满意，“他与白恩培并非真正的嫡系。”  

　　2014年最热的七八月，“知人知面难知心”的张田欣和白恩培先后落马。而作为同样土生土长的官员，当时还是曲靖市委书记的高劲松，竟然在7月16日张田欣被宣布开除党籍那一天，就召集多个昆明媒体和中央媒体驻云南分站的负责人，到曲靖参加座谈会，并在现场夸耀自己的政绩和口碑。  

　　有出席过座谈会的媒体人称，当时虽然还没有任命，但高劲松已经在为自己调任昆明造势。  

　　人算不如天算。在云南官场混迹35年的高劲松没有想到，自己在昆明市委书记的位子上只有8个月，最后在十多秒内就被办案人员控制。这种时间上的强烈对比，十分符合近期重新流行的那句台词：“人生的大起大落太快，实在是太刺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