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在昆明究竟干了什么？

格桑花儿开

摘要：今天的昆明还是停留在仇和画的图纸上，机遇中充满挑战，为此，有必要再议仇和，一个有争议的仇和，一个干了一次就让人后怕的仇和！

作者：黎尔平   来源：共识网  

　　四年前，那个大拆强拆的仇和不再担任昆明市委书记的消息传出时，有昆明人为“仇和新政”的结束扼腕叹息——昆明失去了成为东南亚国际大都市的机会；也有昆明人燃放鞭炮送客——他走了，昆明人终于可以过上安慰日子了。

　　然而，昆明的事情没完：2014年7月，仇和的继任者张田欣因涉嫌违纪被免职；10月，刚刚走马上任的高劲松书记遇上了8人被活活烧死的昆明市晋宁县大规模群体械斗事件；2015年伊始，副市长李喜涉嫌受贿罪被立案侦查。

　　昆明怎么啦？事实上，今天的昆明还是停留在仇和画的图纸上，机遇中充满挑战，为此，有必要再议仇和。

一、仇和在昆明干了什么？

　　2007年12月，仇和主政昆明时有媒体称之为“昆明新政”，新政的宏伟目标是把昆明建设成为中国面向西南开放的国际化城市，治吏、修地铁和拆城中村是达成这一远大目标的三个支撑，路径是地产经济——通过拍卖拆掉的城中村土地和征收房地产税获得巨额财政收入，龙头是修地铁，吏治的目的是达成目标的一个手段。具体展开过程如下：

　　第一，治吏。抢眼的治吏让仇和在中国政坛名声大噪。据说，仇和到昆明后不久，在一次工作会议上他发表讲话，台下一位昨晚熬夜的副科长打瞌睡，仇和当即下了他的官，从此，昆明市的公务员开始打起精神来。

　　公务员上下班打卡，市区县级领导电话公开，对于那些不理解执行他的“新政”精神的人，不换思想就换人。仇和治吏下的昆明市委市政府的办事作风给人耳目一新，以至于女士们用球鞋换下了半高跟鞋，因为跟仇和去调研，他的步子飞快。

　　几乎每个公务员都有招商的任务，打卡、招商，不少公务员在暗地里怨声载道，可去政府办事的老百姓很高兴，因为办事的效率高了，“衙门”的作风改变了。

　　第二，修地铁。仇和在昆明干了一件伤筋动骨的大事：修建地铁。虽然早在1993年的昆明《城市发展与公共交通总体规划》提到了轨道交通，但仇和第一个吃螃蟹，并且，他把原来规划的6条线扩大到9条线路，总长304公里，规模位居中国第四。

　　2010年5月1日，昆明地铁1、2号线首期工程开工，同年8月，3号线建设开始启动，预计2013年底完工。按开工当年的人民币市值计算，三条线同时开工并预期完工，至少需要800亿人民币，动工之际资金缺口300多亿。

　　2012年7月1日，远在郊外东站到昆明长水机场的18公里轻轨象征性通车，但没几个人乘它去机场，因为从市区坐公共汽车到东站，再从东站坐轻轨到机场，不如直接坐机场大巴方便省事。

　　蹊跷的是，这条本可以与城里连在一起的轻轨，通车两年多了却迟迟不连，让独家运营的机场大巴公司赚个够。庆幸的是，几经波折，2013年5月20日地铁1、2号线南段正式通车，这是一条有用的地铁，它把昆明主城区与呈贡新区连在一起。

　　第三，城中村改造。昆明市内有336个城中村，城中村占据的地皮很值钱，但它们是“藏污纳垢”之处，有损于城市形象，仇和计划5年内拆掉所有的城中村，取而代之的是商住楼、小区和花园。拆城中村可谓一举两得，卖地的钱和商品房税用来修地铁，之后，地铁和轻轨所到之处地价暴涨。

　　此外，仇和还下令把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还可以使用20多年的市政府大楼和昆明十大建筑之一的工人文化馆炸掉。据说，另一十大建筑之一的昆明饭店本来也要在2015年拆掉，仇和拆掉了很有特色的老昆明。

　　宏伟的蓝图非常好，但人算不如天算。就在地铁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2011年3月，与全国其他被限购的城市一样，昆明楼市限购令实施细则出台，房地产的“冬天”意味着政府的口袋没有了钱，资金链被切断，地铁建设大大放慢了脚步，一些建了一半的楼盘停工了，一些拆掉的城中村成了废墟，没有了投资商去竞拍。

　　没钱，资金链断了，经济杠杆没了，“昆明新政”偃旗息鼓了。2011年12月，这位大干、强干的市委书记被提拨为工作不太忙的省委副书记。

　　值得一提的是，仇和高调治理滇池污染给昆明人留下了一个良好的道德形象。滇池被誉云南的“高原明珠”，是昆明的母亲湖，同时也是典型的“公地悲剧”，无论是政府、房地产商还是村民，人人都想占滇池的好处——30年前是在滇池周边建厂，现在是政府和房地产商在滇池海埂建高楼。

　　滇池已经病入膏肓，治理滇池很有必要但很难。仇和的治滇工程被市民交口称赞，他制定的不让污水流入滇池的“河长制”使滇池水有变清的趋势。

二、外来的和尚想干事，想干事的人会惹事

　　好干事的仇和给昆明来了个“开膛破肚”，把昆明变成个大工地。为什么仇和与他的前任不一样，只能用个性来解释：这个从发达的江苏“空降”到昆明的外来户有想法，肯干事，但干事的人往往会惹事，因为他不讲程序，武断。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近30年来，仇和之外的9位昆明市委书记均为云南人或在云南工作成长起来的外地人，唯有仇和是外来的。一个从未在云南工作过，在人事交往上与本地没有瓜葛的书记可以轻装上阵。

　　事实上，外来和尚好念经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他有尚方宝剑，在人事安排和经费使用上有绝对的权力；其次是“霸气”，有镇得住下属的魄力；三是有一定的干事情的能力。想干事的仇和跟那位腐败书记白恩培形成鲜明对比，白恩培在云南10余年，他不想干事只想稳，甚至是以权谋私利。

　　外来的仇和念出了与本地书记不同的经：一改昆明市政府工作人员办事温温吞吞的作风，雷厉风行，仇和速度；

　　二得江苏等地老板的支持，在一个惟GDP是重的时代，没有商人相助，GDP是上不去的，仇和离任了，商人也走了；

　　再三是宽阔的视野。领导干部见多识广很重要，年轻的时候可以在发达地区摸爬滚打，也可以在经济落后的基层与民众共甘苦，但一个人不可能同时踏进两条河，有发达地区的经历就难以体会到贫困山区发展经济的艰难。

　　在这一点上，仇和与接替他的张田欣又形成了反差，张田欣上任后搞了一个亮化工程，给昆明市容涂脂抹粉，不到半年，昆明杂乱的市容依旧，没得到实惠的老百姓不说张田欣半点好话。

　　但是，好事有时会变成坏事。1958年的昆明市委赵增益书记(1956～1966)大跃进时期砍掉了滇池周边大量的山林去炼钢铁，并填掉了1.12万亩滇池湿地；1970年的兰亦农书记(1969～1971)“围湖造田”，通过修建大坝把3.5万亩滇池水域变成农田。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如今只剩下三百余里滇池。到了仇和，他对昆明大动干戈。没有确切的数据，估计五分之三的城中村已经被拆掉，还有被拆掉的火车站螺蛳湾小商品集贸市场，那些被伤害的千余名户商家只有自己承受拆迁的代价。

　　昆明曾是一座很有建筑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但历经多次折腾，再加上仇和把一幢撞老建筑拆掉，昆明将成为没有特色的水泥丛林。

　　拆迁中的暴力、权利侵犯和一些人的寻租可以忽略不计。仇和说过：“我搞科研出身，科研重结果，不重过程。”“西方在我国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时，在我国这种GDP的时候，哪里有人权呢？”

　　那些准备回迁的被拆迁户翘首等待早已到期的回迁日。谁不守信用？市政府？房地产商？拆老昆明易，建新昆明难。现在的昆明是一个有价无市的房地产市场，大量的土地流拍，停工的地铁沿线地价未见涨。

　　附带一提，仇和走了，他原来准备要进行的教育和医疗系统民营化改革逃过一劫，是祸是福已可知，因为他在宿迁医改已成为国人的笑柄。

三、依照宪法做事——仇和当有所思

　　一个有争议的仇和，一个干了一次就让人后怕的仇和，“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允许在探索中有失误、不允许无所作为”，仇和如是说。没有民主，没有监督，典型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唯一有的任期制有一定的监督效果，可几年一换的市委书记可以做什么？

　　修建地铁是一项浩瀚巨大的工程，伦敦第一条地铁在1863年1月10日通车后，最后一条线到1979年才对外开放，耗时百年；北京地铁建设始于1969年，迄今仍在建设中。显然，任职四年的仇和是在做世纪工程，他可以拆掉几条街架起几座钢筋铁架楼，要建百年传世楼房几乎不可能。

　　写作本文的目的不是调侃仇和，也无意探讨现行的用人机制和权力限制机制问题，本文的目的是希望后面的昆明市委书记知道他的前任，在一个有800年历史、市区常住人口320万的昆明大舞台，要干好事情很不容易，但为官一任，还是有规律可循：

　　第一，干好事是上策，保持现状是中策，若要寻租为下下策，张田欣、白恩培和李喜是为例。

　　第二，如何能干好事情有石头可以摸着走：书记带头依照宪法和法律做事；各级政府部门政务公开透明；民众有参与城市发展、与政府和商人协商的渠道。

　　第三，统计学研究表明，书记干得好不好是昆明人的一种感觉，与GDP无关，人们的幸福感也与GDP无关。

　　第四，昆明最需要的软实力，不是高楼大厦。所谓软实力同样是上述三点：依照宪法办事；政务公开透明；民众参与。事实上，这三点也是新一届中央政府所提倡和要求的。